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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新格局建构的学术根基

发布时间:2011-11-10 来源: 点击次数: 打印 作者:CAM 字号:

  

文化遗产新格局建构的学术根基

 

——单霁翔博士文化遗产新理念评介

□ 金 磊

 

虽然城市化已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强劲动力,但如果城市演变过程充满非理性的意味,不仅说明我们对城市化发展缺乏物质准备,更表明城市化发展丧失文化后劲。城市大建设与大破坏往往并存,快速而无序的建设,过度而庸俗的开发,不仅源于城市管理者的战略目光的缺失,更源于缺少城市文化捍卫下的精神抉择。对此,英国皇家城市规划学会主席帕白森先生建言:“在全世界有一个很大的危险, 我们的城镇正趋向同一种模样, 这是很遗憾的。我希望你们研究中国的文化、城市真正原有的特色,并保护、改善和提高它们。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传统太珍贵了!不能允许它们被西方来的这些虚假的、肤浅的、标准化概念的洪水所淹没。”全国政协编撰的《提案背后的故事》记载,早在2 0 0 5 年第十届全国政协第三次会议上,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便提交了《关于设立“ 文化遗产日” 的提案》, 2 0 0 5 1 2 2 2 日《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中决定, 自2 0 0 6 年起,每年6 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中国的“ 文化遗产日” , 时至今日我国即将迎来第六个“ 文化遗产日” , 单霁翔继出版《城市化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 2 0 0 6 6 月版) 、《从“ 功能城市” 走向“ 文化城市” 》( 2 0 0 7 6 月版) 、《从“ 文物保护” 走向“ 文化遗产保护” 》( 2 0 0 8 1 1 月版) 、《走进文化景观遗产的世界》(2 0 1 01月版)后,2 0 1 1年元月再推出第五部专著《从“ 馆舍天地” 走向“ 大千世界” 》( 2 0 1 1 1 月版) , 以上著作均由天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本文认为, 正如同城市化发展必须要有规划设计一样, 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更不是空话,它不仅要有学术基础和发展空间, 更需有代表国家的跨文化思考。单霁翔的五本专著所倡导并论述的文化遗产保护问题不仅是文博事业与城市建筑学科所需, 也是中国公众必须补上的经典文化课程。

单霁翔的专著揭示了文化遗产理论的发展轨迹

笔者在2 0 1 06期《建筑创作》上曾撰文“建筑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与实践”,文中初论了单霁翔2 0 0 6 2 0 1 0 年出版的四部著作所构成的文化遗产理论体系。文章指出,单霁翔在2 0 0 6 年中国第一个“ 文化遗产日” 出版新著, 始于中国文化遗产的涨潮时,从启蒙意义上看不仅首开文化遗产传播之先河,更以理性的姿态展开与世界文化的对话,体现出超凡脱俗的批评与文化碰撞观。现纵览“五书”,不仅能读到单一与多元、地域与全球、东方与西方、观念与文化的诸多博弈,更可从对中西方文化遗产保护史中感悟到文化遗产研究与传播的一系列新视角。作为五本专著共筑的文化遗产理论体系,本文虽不能准确归纳,但清晰的是“五书”为中国多元化、包容性的城市化繁荣指明了文化与文化遗产创意之路。“十二五”期间乃至未来,为了防止中国城市化步入死胡同,应有的文化人类学的反思是,中国必须高度重视并杜绝任何文化意义上的城市、乡村建设上的“死亡”之径。以下特从五部专著揭示的研究脉络出发,试解读其中的文化遗产理论创新点,旨在梳理出有中国特色的文化遗产发展的理论轨迹。

一、《城市化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乃开山之作

该书是2 0 0 6 年中国首个文化遗产日推出的文化遗产保护理念“教科书”的开山之作,作者在第一章的卷首就引用诺贝尔奖获得者蒂格利茨的话:在2 1 世纪初期, 影响世界最大的两件事, 一是新技术革命, 二是中国城市化。城市化中国是一个大概念, 随历史演绎而不断丰富其强大容量,需立体的解读和全面的认知, 绝不可简单地说, 中国城市化只有功绩。对此,单霁翔指出,2 0 0 661 0日,是国务院确立的中国第一个“文化遗产日”,它是全民共同的节日,在这一节日里我们当且仅当的思考是如何破解城市化加速过程中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重大课题,重要的是如何更好地承担文化遗产保护的神圣职责。笔者理解在这个主题下,作者告诫“大干快上” 的中国城市, 该如何放慢工程项目建设速度,如何理性恢复对城市文化遗产的理解与认知,如何寻求城市化的健康发展之径。他在分析城市化与文化遗产保护凸显的“ 怪圈” 时列举:( 1 ) 城市规划编制思路有误; ( 2 ) 城市“ 千城一面” 问题突出;(3)“旧城改造”实为“建设性破坏”;(4)“危旧房改造” 引发社会问题; ( 5 ) 年久失修以致建筑衰败;(6)“政绩工程”是短期行为;(7)设计缺失文化内涵;(8)新交通破坏传统道路格局;(9)擅自改变文物管理体制; ( 1 0 ) 错位开发伤害原生态环境; ( 1 1 ) 法人违法现象不止; ( 1 2 ) 文物安全形势严峻; ( 1 3 ) 文物防灾能力不强; ( 1 4 ) 资金短缺影响发展等。单霁翔就此针对性的提出“整体保护”、“有机更新”、“协调发展”的三个理念及“十五点”战略思考。他认为:民族传统、地方特色就会同时代精神一起,越来越成为人们衡量城市品位之标准。该书系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开山之作”,它本质上是提醒人们:城市创意文化在陈旧的传统与崭新的现代中,该如何赢得世代相传、沿革发展的新鲜“营养”,为此城市可持续文化发展不仅要交出弥合现实的考卷,更要明确城市化发展的文化遗产保护策略。他特别指出:城市化水平不是一个简单的百分比数字,仅从科学研究和理论架构上分析,就涉及经济、社会、城市规划、建筑、能源、环境和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城市化进行不单是量的积累,更是一个质的飞跃。面对城市化加速这样举世关注的战略工程,这一时期的文化遗产保护甚为关键,重在处理好建设与保护的关系,这对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根本意义。

二、《从“功能城市”走向“文化城市”》乃导向之作

该书用较大篇幅阐述了文化、文化遗产在城市建设中的作用,梳理了城市文化构成相关要素的概念及方法,可贵的是以文化遗产战略视点对文化建构城市作了深刻诠释,批评了全国某些城乡借保护利用之名而进行的一系列应遏制的“建设性破坏”或“保护性破坏” 行为。作者指出: 2 0 世纪初, 通过对古代遗存发掘和研究而重建古代历史的现代考古学带来“文物”的概念,从此,古代遗存的文化内涵及价值不断被揭示。从保护官殿、寺庙和石窟寺等文化艺术精品,发展到同时注重保护古遗址、古墓葬和历史纪念建筑物等反映人类发展历程的重要文化遗存等。我国1 9 8 2 年颁布的《文物保护法》建立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 2 0 0 2 年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又纳入历史街区及村镇等。2 0 0 5 1 2 月《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通知》的发布,标志着国家层面首次以“文化遗产”作为主题词的政府行为,从理论与实践上都预示着无论在保护对象、范围、手段、措施等方面,文化遗产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保护对象上至少也呈现了六方面发展趋势: ( 1 ) 文化遗产保护要素上, 从单一要素向重视文化、自然的混合遗产发展;( 2 ) 文化遗产保护类型上, 从静态遗产向重视动态遗产及活态遗产发展; ( 3 ) 文化遗产保护的空间尺度上, 从“ 点”及“ 面” 的保护向“ 大遗址” 、“ 文化线路” 、“ 文化遗产廊道” 发展;( 4 ) 文化遗产保护的时间尺度上,从古代与近代文物向“2 0世纪遗产” 、“ 当代遗产” 保护方面发展; ( 5 ) 文化遗产的保护性质上,从重视重要史迹及代表建筑,向重视“传统民居”、“乡土建筑”及“工业遗产”、“农业遗产” 、“ 老字号遗产” 等方面发展; ( 6 ) 文化遗产的保护形态上,从重视“物质要素”向同时重视非物质要素的“文化空间”上转化等。尤为可贵的是,该书通过对文化遗产博大系统、文化遗产是构建在“文化积累”上的发展观、文化遗产是开放体系、文化遗产是永恒话题等作用的阐述,提出了将传统的“文物学”扩展为全面发展的、兼容并蓄的、开放的“文化遗产学”的大思路。作为一种启迪我认为:要想发展城市可持续性,文化与创意不可少,最好的方法绝不是仅仅建设大而无当的城市公共建筑,而要通过营造并挖掘城市的文化内涵,提升城市软硬件品质,使城市增值。历史学家芭芭拉塔奇曼曾两次获普利茨奖,他认为“每一个大都市都会在其势力和经济繁荣达到鼎盛时期,开始出现法规和秩序的轰然倒塌期……”,或许这就是文化性动脉硬化的产物。作为一种城市化发展导向,单霁翔从“城市黄金时代”与城市发展方向转型,“城市世纪”的到来与“文化城市”的提出,谈到“文化城市”的趋势和方向。这令我联想到,早在2003年的伦敦“城市文化战略”中就强调“文化城市”有四个标志,即卓越性、创建性、途径性、效益性。在伦敦市政府的目标中,一个世界级城市不仅在经济上是世界的中心之一,有极强的影响力和辐射力,同样在文化方面也应是世界的中心之一。作为“文化城市”发展的科学预言,单霁翔再次指出:城市不仅具有功能,更应该拥有文化,文化是城市功能的最高价值,也是城市功能的最终价值,从“功能城市”走向“文化城市”正是这种质的飞跃的核心理念之理论概括。

三、《从“文物保护”走向“文化遗产保护”》乃奠基之作

作者最大的理论贡献是用国际化发展的视野拓展了长此以往的“文物”概念。我国早在光绪三十二年( 1 9 0 6 年) 就拟定了《保存古物推广办法》; 现代意义的文物保护我国始于2 0 世纪2 0 3 0 年代; 在持续研究2 0 余年的中国营造学社的两大贡献中, 已有将古代建筑列入中国文化遗产加以保护的内容;从1 9 8 2 年《文物保护法》“ 文物” 一词有了法律依据, 到2 0 0 2 年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深化了领域和概念;再到2 0 0 5 1 2 月《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使“ 文物” 概念发生了深刻变革, 文化遗产理念下的要素、类型、空间、时间、性质、形态等都经受拓展。单霁翔认为,古物—— 文物——文化遗产, 这一概念的发展逻辑, 不是相互取代,而是一脉相承, 是继承发展。( 1 ) 文化遗产的概念更为宽广, 由于传统“ 文物” 观, 导致对文化遗产并未重视,历史街区被拆,文化遗址被占压,地下文物被盗掘,文化遗产环境被破坏等恶果不断;( 2 ) 文化遗产的概念更为综合,不再囿于传统的思维定式,不再就事论事,特别要对文化遗产价值的认知,避免狭隘性、片面性、主观性和封闭性,应客观、全面、真实地反映文化遗产的固有特质;( 3 ) 文化遗产的概念更为深刻。拓宽文化遗产保护思路,加大文化遗产保护力度,不应有“盲区”或“死角”。强化文化遗产保护的能力建设是作者的又一论点。2 0 0 2年在布达佩斯召开的第2 6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上,正式提出了“能力建设”的概念,其《布达佩斯世界遗产宣言》中指出:推进各缔约国有效的能力建设(c a p a c i t y - b u i l d i n g)作为战略目标之一。据此,世界遗产委员会在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中将加强能力建设与研究作为鼓励对世界遗产公约支持的首要目标。在分析我国文化遗产能力建设上,作者提出了构建完整文化遗产保护标准规范体系的思想。任何国度完整的文化遗产保护法律法规体系,不仅包括法律、法规、规章、规划,还必须涉及相关标准及规范。鉴于文化遗产保护具有跨学科交叉的特点,所以发展科技与标准化是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基石。从体系上讲,作者分别从文化遗产的基础标准、技术标准、管理标准及作业标准,分宏观和微观作了详尽描述,并从国际文化遗产交流与对接上强调了必须实现“国家标准的国际化”。作为中国文化遗产科技水平的定位,单霁翔给出四点明示,即:“预防性保护”观念相对薄弱;“综合性研究”投入相对不足; “ 重大专项研究” 成果相对缺乏;“成果推广转化”机制相对滞后等。在此基础上,作者特从六个方面提出关注新型文化遗产保护的思路,即:实施大型古代城市遗址的整体保护;开展乡土建筑遗产的保护与研究;重视商业老字号遗产的保护与发展;推动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合理利用;探索线型文化遗产保护的科学途径;启动2 0世纪遗产的抢救性保护等。

四、《走进文化景观遗产的世界》乃领域拓展之作

跨学科研究或称交叉研究,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已有学科之间的新兴学科,交叉科学就是这类具有共性特点的众多交叉学科群体的总称。学科交叉是学术思想的交融,实质上是交叉思维方式的综合、系统辩证思维的体现。著名物理学家海森伯认为:“在人类思想史上,最有成果的发现常常发生在两条不同的思维路线的交叉点上。”单霁翔以交叉科学的视角,从区域地理、文化地理、人文地理、城市学、建筑学及遗产学等学科出发,综合地在文化遗产研究上引入“ 文化景观遗产” 的新概念。1 9 9 2 1 2 月, 在美国圣菲召开的第1 6 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上, 决定将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文化景观遗产纳入《世界遗产名录》, 至此, 在《世界遗产公约》公布2 0 年后, 世界文化遗产体系中增加了“ 文化景观遗产” 的新类型。在列举了2 0 0 5 1 0 月, 西安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1 5 届大会通过《西安宣言》这一有着里程碑意义的宣言观点,即单体的文物固然重要,有着文化生态意义的环境同样重要,整体性的历史环境提供给人的精神记忆更加强烈。单霁翔指出,在国家文物局审议通过并重新设定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中,有近1 / 3 的项目可作为文化景观遗产考虑, 如嵩山古建筑群、杭州西湖、元上都遗址、哈尼梯田、丝绸之路中国段、大运河、藏羌碉楼及村寨等。要看到作为领域的拓展,它突破了文化遗产的范畴,同更具生机的要素结合拓展了更为复杂的文化内涵,在更新尺度的自然地理环境背景中予以拓展和延伸,全书用近1 / 3 篇幅研究分析了文化景观的主要类型及特征:( 1 ) 城市类文化景观,它不仅是人们所创造的可视形态,而且集中反映了人们鲜活的生活状态和难以忘怀的经历。在烟台, 自1 8 6 1 年确定为通商口岸,英国人依仗在烟台开埠的特殊作用, 抢占烟台山地段盖起领事馆, 到2 0 世纪3 0 年代, 烟台山以1 7 个国家领事馆为主体的4 7 组近代建筑群, 3 的中西合璧式建筑,成为烟台与烟台山的凝固记忆,更成为展示半殖民地缩影的城市类文化景观;( 2 ) 乡村类文化景观,各地民居建筑所代表的地域文化尤为突出,是反映不同区域文化景观差异的标志,如开平碉楼与村落是我国乡村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在土地利用、规划建设和景观设计等方面完美结合的成功范例以及独特的乡村文化景观的代表;( 3 ) 山水类文化景观, 如杭州西湖, 从一个自然的、生态的湖泊演进为一个文化形态的湖泊, 在我国山水类文化景观的研究方面具有重要意义;(4)遗址类文化景观,1 9 9 7年国务院在《关于加强和改善文物工作的通知》中采用了“ 大遗址” 的提法, 它是我国文化遗产资源的精髓部分, 单霁翔列举如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等, 成都曾先后作为古蜀国的都邑, 三国蜀汉国都, 五代十国前蜀、后蜀都城,历史文化遗存极为丰富, 历史城区曾完整保存“ 三城相重” 的古城格局; ( 5 )宗教类文化景观, 它反映着该宗教的发源地、传播路线、影响范围以及宗教与地理环境间的关系,作者将中国的宗教类文化景观归纳为庄重规整的佛教文化景观, 青山秀水的道教文化景观, 清洁真纯的伊斯兰教文化景观, 中西合璧的基督教文化景观等特色;(6)民俗类文化景观,对此在国际社会的2 0世纪7 0 年代, 意大利率先提出文化遗产“ 整体性保护” 的观念, 第一次提出“ 把人和房子一起保护”的口号, 其意义在于既保护建筑遗产,也要保护与之相联系的、活态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如福州三坊七巷、徽州民居, 贵州雷山苗族村落等都是典型民俗类文化景观; ( 7 ) 产业类文化景观, 如位于宁波市中山西路北侧的永丰库遗址, 展示了完整的宋、元、明时期大型衙署全储机构遗址, 作为我国首次发现的古代地方大型仓库遗址,反映了宋、元时期宁波“ 海上丝绸之路” 发展繁荣的历史, 充分说明宁波是我国古代“ 海上丝绸之路” 的重要贸易港。他列举《世界遗产名录》中收录有我国都江堰水利工程,西班牙塞哥维亚古城及输水道, 法国的米迪运河, 加拿大的丽多运河等1 0 处水利工程;( 8 ) 军事类文化景观, 如长城是最壮美、最宏大的军事类文化景观, “ 以鱼台一柱半支壁, 坚持抵抗战争三十六年” 介绍了这一古今中外战争史上罕见的钓鱼城。

在谈到保护文化景观遗产的理论建设时,单霁翔表示它在许多方面有“ 错位” 之势。文化景观遗产具有多重价值, 不仅拥有生态、环境和科学价值, 还具有美学、文化、娱乐的价值。可现今, 一些城市在城乡建设中将水面、林木、山体、岩石、田野、洞壑、溪流等本应保护的自然因素视为可任意开发的处女地,本质上是在损害文化景观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文化景观遗产是一个完整的体系, 某些城市建设, 由于对文化景观遗产整体格局及其文化底蕴认识不够, 为了局部地区的繁荣, 甚至切断区域文化景观间的有机联系, 致使文化景观的破碎乃至整体文化品质的下降等。如北京中轴线上重要建筑,始建于1 5 4 2 年, 位于故宫西北角楼北侧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高玄殿, 是明清两代皇家的道教宫观, 本应是故宫——景山——北海皇家建筑群的有机组成部分,但由于被有关单位长期占用, 已影响并破坏了北京传统中轴线遗产的保护; 文化景观遗产更是生命系统, 其生命力就在于它包含了丰富的多样性,如2 0 0 8 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1 6 届大会已敦促日本政府暂停广岛市政府和福冈市政府的架桥项目,收回向国土、基础设施、交通和旅游部门的申请,重新考虑对这一独特的文化景观遗产整体不造成任何损害的其他可行方案等。

五、《从“ 馆舍天地” 走向“ 大千世界” 》乃启蒙教育之作

让公众接受博物馆教育,不仅是城市文化未来的灯塔,更是城市文化软实力之所在。博物馆文化教育为启蒙特点在于能创造吸引人的文化活动,并增加有兴趣欣赏这些文化的市民比重。2010年上海世博会之所以让公众喜爱,是缘于丰富多彩的世界城市文化的集中展示,它给予世人一次共享文化大餐的良机。博物馆是昔日文明的见证,是感触历史的神经,更是通向明天的桥梁,要让它成为公众心中的精神家园,就迫切需要开启让公众认识博物馆文化的“课程”。单霁翔2011年初推出的著作正从这些方面回答了我们的疑问及需求,自然会成为公众文化遗产启蒙教育之作。首先,他精准定位了博物馆:(1)博物馆是“精神家园”,博物馆健康文化的弘扬必然潜移默化地影响一代又一代市民和广大公众,成为城市文化创造的内在功力。他充满激情的说,将烙上城市珍贵记忆、留下城市发展足迹的文化遗产融入城市,是当代人不可推卸的文化责任;(2)博物馆是“文化的绿洲”,文化认同是指广大公众接受城市文化理念而产生的归属感,博物馆是一座城市文化含量的体现,它更考量城市的文明程度;(3)博物馆是“知识的殿堂”,过去博物馆把观众当作知识教育的对象。现在,博物馆把观众作为平等的主体予以交流,旨在提高公众解读博物馆藏品资源的能力以及交流对话的能力;(4)博物馆是“城市的客厅”,旨在让广大公众能够充分利用“城市客厅”,享受应获得的文化氛围,接受文明的洗礼, 并接受公众参与;(5)博物馆是“文明的窗口”,博物馆是集中体现城市文化灵魂的场所,因此要据公众的多样性需求, 在增强吸引力、寓教于乐等服务功能上下工夫,尽展博物馆广泛的教育功能。

在谈到博物馆教育功能及特色时,他归纳了8 个特点, 即( 1 ) 博物馆教育具有全民性; ( 2 ) 博物馆教育具有社会性; ( 3 ) 博物馆教育具有终身性;( 4 ) 博物馆教育具有直观性; ( 5 ) 博物馆教育具有丰富性; ( 6 ) 博物馆教育具有开放性; ( 7 ) 博物馆教育具有自主性; ( 8 ) 博物馆教育具有愉悦性等内容。全书用了近3 / 4 的篇幅详尽分析了国际化背景下的博物馆保护的诸多重要类型,对占全国1 / 4的旧址博物馆给出了科学分类即历史建筑旧址博物馆, 如北大红楼、上海澳门路4 4 7 号中华书局总厂旧址等; 名人故居旧址博物馆等。他例举2 0 世纪9 0 年代以来, 北京名人故居已被拆9 8 处, 占调查总数的3 1 . 8 %;工业遗产旧址博物馆,京张铁路成为工业遗产长廊和工业遗产博物馆; 作者在研究了生态博物馆的国内外实践后指出,生态博物馆理念与传统的文化遗产保护和博物馆建设理念的本质区别是, 生态博物馆强调在文化的原生地保护文化遗产, 并且由当地民众自主管理和保护文化遗产, 从而使文化遗产的原生环境与文化遗产得到一体保护,进而在国内首次提出并论证了“ 社区博物馆” 建设的理论与方法问题。他借鉴英国2 0 世纪9 0 年代提出的可持续社区概念, 强调了社区发展已成为博物馆界关注的热点, 因为社区是城乡的基本单元, 普及了社区教育就等于深入到公众中。从学术上,明确了社区博物馆的建设理念:整体保护理念、原地保护理念、活态保护理念、自我保护理念、开放性保护理念、发展中保护理念、可持续保护理念等。单霁翔说: 社区是部百科全书, 在这里可读到文化氛围与生活气息,文化留存于社区空间的每一个角落, 融入到社区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文化对社区的营造、演变、对民众的生活、行为都产生着潜移默化之作用。

(来源:《中国市长》201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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